《风波》发表于1920年9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后收录于鲁迅的《呐喊》文集。小说以1917年张勋复辟为背景，叙述鲁镇以撑船为生的七斤，因在辛亥革命时进城被剪辫，而在此时此地引起的一场风波。

1917年，这是袁世凯去世后，军阀张勋带着他的“辫子军”在这块土地上又上演了一幕复辟丑剧。他把废帝溥仪重新扶上宝座，顺诏书，授官爵，一时间群魔乱舞，遗老们穿上了“大清”的袍褂，脑后拖出了辫子，街头挂上了光怪陆离的龙旗，闹得乌烟瘴气。无奈好景不长，在四面八方的一片喊打声中，这场复辟闹剧只演了11天就草草告终了。

而张勋复辟的风声传到乡下，于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江南乡村上演出了一幕闹剧。以赵七爷为首的封建专制势力立即跳出来卷相呼应，向民众猛扑，耀武扬威，搅起了一场复辟倒退的“风波”。

赵七爷在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间，他迫于形势不得不把辫子盘在头顶上，张勋复辟的风声刚传来，他就急不可待地放开辫子，得意洋洋地寻到七斤家里挑起事端。装腔作势的批评七斤剪辫，“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但殊不知，很快又传来张勋复辟失败的消息，结果赵七爷不得不悄悄地又把“辫子盘在头顶上”。

一放一盘之间将民众的根深蒂固的内心深入描绘出来，那就是根植在国人心中的君主梦和专制。

1917年，距离当年的大革命已经过去好几年。虽然当年的大革命已经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运行长达上千年的专制制度。但是大革命根本是不彻底的，专制制度并没有远去，君主梦也并没有被斩断，而是时不时的在国人心目中燃起，甚至付诸实践。比如袁世凯，比如张勋，这一次次的复辟，都是专制和君主梦的表现。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也就是说，只要时机成熟，任何时候，我们都有可能重走当年的老路，重回专制的老路，甚至君主梦也会油然而生。所以说，当年的大革命只是让人们剪掉了表面的辫子，而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辫子并没有被剪掉。

大革命并没有改变社会的内核，没有改变广大民众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大革命只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已。正如鲁迅所言：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们并没有走出专制、人治的范畴，我们所期待的法治、自由、平等的社会并没有实现，即便是连公平、公开、公正都没有实现。

大革命之后，社会依旧动荡不安，老百姓还是希望一个强势人物出来，荡平各路势力，平定动乱，结束这动荡的乱世，继而重建社会秩序，让民众过上安稳的生活。而重建社会秩序也就是确定一个主子，确定专制制度，确定如何朝拜、如何歌颂、如何纳贡而已。

当年的大革命其实就是军阀专制取代了以前的君主专制。新的主子依旧掌握一切国家大权，权力高度垄断，且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新的社会奉行的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套专制规则。主子掌握着全天下人的土地和财富，主子之外，全天下人都是臣民。臣民的财富都是主子赏赐的，主子想要随时可以收回来。

权力高度垄断之下，主子甚至以自己的个人喜好来统治社会。权力不受任何的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当然庞大的社会君主，军阀们不可能一个人行使权力，于是通过自上而下层层任命官吏来行使权力。官吏的任命权在于君主和上级。

因为天高皇帝远，皇帝不能自己直接与民众发生联系，都是通过官吏。所以说，真正能体现君主权力的，与民众打交道的就是各地的“青天大老爷”们。这就决定了官吏们的重要性。

但官吏们权力又不来自于人民，来自于上级，所以他们只需要伺候好上级，也不需要对民众负责。

所以掌握了不受约束和监督权力的官吏们，对于社会治理是越来越不耐烦，简单、任性、武断、野蛮、粗暴、暴力。对民众是敲骨吸髓的压榨，剥削和奴役。我们仍然活在一个奴役的环境中，这就是鲁迅所看到的社会现实，所以他认为当年的大革命是失败的，我们并没有通过大革命走上法治、自由、平等的道路，走的还是专制的老路，统治者还是做着君主梦，民众还是饱受剥削、压迫和奴役。

本文参考文献：

鲁迅.《呐喊·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