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GDP仍然保持着超过5%的增长，但为什么大家都感觉钱越来越难挣？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今天我们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角度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对中国的经济结构以及面临的困难有一个更加系统性的认识。
我国建国以来70年的工业化历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末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主题是“重工业”，这主要是跟苏联学的，那个时候苏联是老大哥，我们跟着它搞“政府大投资”拉动。
当时工业化模式的代表事件，正是赫赫有名的“156”建设项目，以156个重点工矿业项目为核心，900多个限额以上大中型项目配套为重点，中国初步建起了完备的工业体系。
这属于典型的占用大规模资金的一种资本密集型工业化模式。资本密集型的好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坏处是带动就业人口极少。以至于后来出现了城市劳动力过剩到无法消化，这才有了上山下乡的人口疏散安排。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可以说只有工业化，没有城市化。
后来，中苏闹掰了，美国趁机向中国示好，中美两国进入了很长时间的一段蜜月期，这个蜜月期的本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是因为美国在美苏冷战之下的政治需要，改革开放之后，蜜月期的本质变成了美国需要我们给它打工。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工业化模式转向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协调发展，幸运的是，这恰好让中国赶上了西方国家低端产业链转移的最后一波高潮。彼时恰逢60一代婴儿潮开始进入社会的时期，缺资本，缺技术，唯独不缺人，于是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让我们从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到以轻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民间投资和出口都起来了。而劳动密集意味着人力集中，所以带来了快速的城市化。
因此，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与城市化并存的阶段。
我们先来说一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工业化好理解，就是投资建厂搞生产。而城市化，其实就是把人聚集起来，这样不但能聚在一起搞工业生产，实现规模经济，同时还能搞人员服务。
掰开了说就是，建工厂之后，需要人去操作厂里的设备搞生产销售，这里的人多了，就需要生活服务，衣食住行，娱乐消费啥的，诞生出的这些服务行业又提供了新的工作岗位，吸引更多的人进来，更多的人就需要更多的生活服务，如此循环，这就是城市化。
所以，是工业化推进了城市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核心要素是“人”，主要是从农村人口中引流，靠的是工业化生产提供的高工资吸引过来的。随着工业化齿轮的推进，城市化的齿轮也转了起来，人越聚越多，投资越来越火热，不断增加的投资项目又聚集了更多的人，消费力持续拉涨，又进一步刺激投资生产，经济开始快速发展。
1996年至2010年，中国城镇化进入加速增长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30.5%上升至50%，年均增长1.37个百分点。这就说明了，工业化若是偏重劳动密集型模式，那么就会出现比较高的人口聚集效应，也就是说，城市化进程会和工业化进程同步进行。
劳动密集就意味着大量的就业，虽然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老百姓赚得不多，但至少这样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量财富比较容易回馈到普通家庭，所以2010年之前大家觉得钱是好赚的，心气也是比较高的，数据上也支持这种感觉，那段时间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速，消费增速更是远远大于GDP增速，社会零售总额增速甚至一度超过20%。
简单来说，那个时候能靠出口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想太多，出口好了，消费和投资就不会差，这也让政策从那时开始“迷信生产，忽视消费”。但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良性循环。为了应对出口的断崖式下跌，国家于2009年启动了“四万亿投资计划”。
泼天的资本倾洒下来，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投资板块里政府主导的投资比重大幅增加。这意味着中国进入到了工业化的第三个阶段，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据主导再次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我们期望用投资拉动复制出口拉动的成功，继续加速城市化进程和居民收入增长。
但事与愿违，城市化方面，虽然彼时中国城市化率还在快速增长，2011-2015年中国城市化率从51.27%上升至57.33%，但如果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2010-2015年我们国家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的比率并没有显著的提高，提升的幅度甚至不如城市化进程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些发达国家。
而且，中国的城市化指标本身和国际惯用的“城市化率”在反映人口在城市聚集的比例上不完全可比。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行政区划的变动，特别是2010年之后又开展了一轮“县改区”，很多人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还是农业化，只是名义上城市化了。据统计，因为行政区划的变更带来的“被动”城市化人口，可能达到城市人口增量的40%左右。
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率统计的是常住人口，“户籍城镇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简单理解，就是我们国家城市化人口把“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也算进去了。这些人虽然常住在城市，但享受不到城市的福利，更没有真正参与“城市经济活动”，比如像一个城里人一样的消费习惯等等。因此，2010年以后，我国的城市化率开始明显虚高。
再说居民收入，2009年之前，因为出口红利可以惠及更多的人，比如外贸公司招聘的对象是普通老百姓，不像基建投资，出口经济和老百姓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上升，但2009年之后，45%这个比重开始停滞不前，大幅低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表面上看，刚才讲了，政府投资代替出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经济从“重出口”转向了“重投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了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城市化推进效果更好。但是我们要思考为什么资本密集型产业惠及不了大多数人？
本质原因是，当我们期望用投资复制出口的经济拉动效果时，忽略了投资的背后是以权利和资本为核心，而权利和资本的传播路径和艾滋病一样，只能靠母婴、血液和性传播。这就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工业化对城市化以及居民收入传导机制的核心区别。
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开始厌恶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因为来钱慢，产业重合度高，产能过剩风险大，容易出现坏账，所以资本会慢慢转移到有房产抵押物的行业内。这也是中国经济结构慢慢偏移，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成长为拉动经济增长主力的原因。
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同时改变了收入分配结构，投资可分为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两大块。民间投资对应的大多是下游产品的生产，以廉价商品为主的制造业。政府部门则是负责投资基础建设、上游原材料和基础民生服务。譬如说电力、石油、化工、金融等上游支柱性产业。彼此可谓是分工明确。
这就会造成一个问题，随着“四万亿计划”的落地，央企国企收入开始大幅度增加，加上一直以来企业搞“包干”和“利改税”的传统，国有企业实际上缴的利润很低，比如央企上缴比例仅仅在10%-25%之间，这就造成了投资刺激给国央企累积的大量利润，并未回归到普通老百姓手中。
其实“普通人钱不好挣”的现象，早在2012年就开始了。也就是说，从那时起，财富分配开始从普通民众向着上游国央企内人群和一些特定人群流动了。
县市的各种包工头、工程大佬们迎来了黄金时代。各种基建工程上马，城市大改大建，钱开始流向拆迁暴富人群以及包工土豪们。
县城的大G揽胜满街跑，一线城市顶级豪宅人手几套。房地产泡沫又被吹大，继续吞噬国内普通民众大部分的财富。大中城市白领分到的蛋糕跟这些人群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县城这一地域范围内，形成了一股这样的利益群体，他们垄断了县城中挣钱的门路，通过掌握人脉和资源，或者说权利和财富，形成当地隐形的塔尖阶级，过上了优越的生活。
这主要得益于他们有三个钱袋子，分别是——中央转移支付、土地财政、以及发债权。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保证了县城土豪们较好的福利待遇，土地财政让他们获得了大量的额外财政收入，发债权则让他们短期凭空增加了大量新增财富。
而这三笔资金，除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使用相对规范，后两项，县城土豪们是有相当大的自主支配权的，这种支配权，为他们圈子提供了天量的财富。
这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停滞不前的直接原因。不过虽然占比不高，但是随着GDP的增加，整体的消费能力应该越来越好才对，就像韩国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重出口和重投资最后带来了重消费。但是45%是平均数，收入流向少数人的速度，远远超过经济总量的增长，这一点在招商银行前些年的《私人财富报告》公布的高净值人群增长情况可以证明。
更重要的是，接下来2016年楼市开启的涨价去库存，让中国楼市到了一个并不属于它的位置，沉重的房贷彻底让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又下了一个台阶。过去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咱们分的蛋糕也有限，那一点分到蛋糕的，也被飞速上涨的房价给吞掉了。
另外，那轮去库存去的是上游的库存，而下游的库存并没有去掉，而下游是民间投资为主，这意味着整体上民间资本是收不回本的。
当房价不再上涨，居民纷纷捂紧钱包的时候，企业赚不到钱就开始裁员，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就会打击城市化进程，怎么理解呢？我举一个中产家庭的例子，在降薪裁员之前，这个中产家里有保姆，有新房准备要装修，家里还养着猫狗等宠物，女主人热衷于精致消费。两口子降薪之后呢，不得已辞了保姆，房子装修延迟的同时还降标，猫狗直接送农村老家让爸妈用剩饭喂养，消费上开始各种“9块9真香”。
这样表面看是单个家庭紧巴过日子，但实际上却是保姆失了业，装修公司利润降低，员工也跟着失业或降薪，小区周边的宠物店生意少了可能关门，店主关门影响背后的房东无法收到房租，消费降级更是让很多店面做生意困难。所以，一家落寞，其他也跟着难过。
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当每个人都开始“9块9真香”，必然是我们所有人感觉挣钱难。
GDP虽然在增长，主要是政府投资大项目拉动，一群老百姓的消费才是另一群老百姓的收入，而国家的投资，只是特定少部分人的收入，这是最近三年城市化率放缓的直接原因，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相比，我们在虚高的城市化率还有近15%的差距时放缓，是个非常诡异的宏观现象。
北上广深只是特例，县域经济才是中国经济的底色。支撑着县域经济的县城土豪们，如今也面临着失去三个钱包的现实。
首先，县城人口将会大幅减少，基础设施也早已饱和，这意味着接下来很可能要机构精简，行政区划撤并成为主流；同时，经济高增长时代已经过去，中央财政的增长也放缓，同时还要将大量资源投入科创升级以及大国博弈。这种情况下，县城能获得的中央转移支付必然会减少，换句话说，除了少部分专项债项目，其他项目可能连钱都要不回来。
另外，过去除了卖地，以经济建设为名借债，也是很多县城获取资金的一大途径。而这也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地方隐性债务——著名的贵州独山水司楼，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而现在，地方债已经受到严管，并进入痛苦的化债模式。所以地方上，尤其是没什么产业的县城，想再发债基本上很难了。而从长远来看，即便化债告一段落，中央重新放开口子，允许地方有节制背债，这个好处也十有八九也轮不到县城了。
对于绝大部分没有产业，也就是没有造血能力的内地县城来说，三大财源的减少，尤其是土地财政和借债渠道的断绝，结果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这不仅意味着县城的前途暗淡，更意味着县城土豪们再也不会有什么额外财富来源，更遑论资源的分配权——资源都没了，你还分个啥？
三年疫情只是一个催化剂，资本密集型工业化无法像劳动密集型工业化一样高效传导到城市化，这是自2019年以来城市化率增长显著下降的根本原因。
反过来说，城市化开始显著落后于工业化，那么工业化的红利就没有办法惠及大多数人，“过度资本化”之下，权利和资本的传导特性导致的“工业化超前，城市化不足”，就是GDP增长但是老百姓感觉赚不到钱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