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太行山，大家的印象是什么？是女娲补天，还是愚公移山，还是“直挂云帆济沧海”？其实这座被世人熟知的太行山之中，隐藏着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县——左权县。

左权县的名字，是由毛主席亲自命名的。而命名的灵感，则来源于一位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杰出将领——左权。

在毛主席提出以左权命名左权县时，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用人物名字命名地名容易滋生个人崇拜主义，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然而，毛主席却力排众议，坚定地表示：“左权县的名字已经确定，并且，此后永远保留，不得更改。”

那么，左权将军究竟有何特殊成就，以至于毛主席会以如此高规格的礼仪对待他呢？

左权的故事始于湖南省醴陵市一个偏远的贫困山村。这里地势崎岖，交通闭塞，村民们的生活艰辛而朴素。左权就诞生在这个村子里的一户贫苦农家，家中的生活简朴到几乎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房屋破旧不堪，屋顶的瓦片残缺不全，每逢雨天，家中便是一片狼藉。家中的一切开销和生活的重担，都沉甸甸地压在了左权父亲的肩上。

左权的到来，无疑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尽管父母深知家中经济状况拮据，但他们依然对左权的出生充满了喜悦和期待。

然而，这份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在左权两岁那年，他的父亲因为长期过度劳作，积劳成疾，最终倒在了田间地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父亲的离世，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家中的顶梁柱突然崩塌，让原本就岌岌可危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左权的母亲在得知丈夫去世的噩耗后，悲痛欲绝，一度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她强撑着身体处理丈夫的后事，但内心的悲痛和生活的压力让她身心俱疲，最终也病倒了。

这个家庭，在失去了父亲的支撑后，变得更加风雨飘摇。从此，左权就被母亲交给了左权最小的哥哥照顾，自己带着左权的大哥二哥四处找零活，补贴家用。

在左权稍微长大一些后，就承包了家中做饭、割猪草、放羊的工作，明明那么小，却那么懂事。

虽然左权每天脸上都是开开心心的表情，但左权的母亲不止一次见到左权看向私塾里读书的孩子时，眼中流露出来的羡慕与渴望。左权的母亲心中满是苦涩和愧疚，但她只能狠心当作看不到。

因为每个月私塾的束修，就是很大一笔支出，家中拿不出这笔钱。

于是，每天将羊赶到山坡上后，左权就悄悄坐在私塾的窗口，装作自己也在学习的样子。很多先生教授的文章，仅仅是听了几遍，左权就能一字不差的背诵下来。先生很喜欢这个聪明的孩子，于是邀请他进屋让他旁听了一节课。

过后，私塾先生找到了左权的母亲，他跟左权的母亲讲述了左权在读书上的天赋，先生能做主减免一半的束修，这是先生能做的最大的努力了，剩下的一半束修还是需要左权的母亲承担。

左权十分懂事，听到一半的束修对家中依旧是很沉重的负担后，就跟母亲说自己不想念书，但他没想到母亲竟然答应了先生，当天晚上母亲和哥哥们就拿出了家中的积蓄，凑出了足够左权读书的束修，将左权送去了私塾。

就是因为知道读书的机会有多么来之不易，所以左权十分珍惜，他没有放过任何时间，就算是睡前，也要对着月光背诵当天所学。

1922年，左权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重点中学。母亲和哥哥们四处奔走，到处借钱，才让左权能继续学业。

在上学期间，左权接触了《新青年》、《向导》等启迪思维的进步读物，再结合当时的国情，左权愈发痛苦的认识到，在这个混乱的年代，读书的出路是多么窄，为国做出的贡献又是多么的小。

但自己的家人用了这么大的代价才让自己能在重点中学读书，自己就此放弃读书之路，怎么对得起妈妈和哥哥。

在矛盾之中，左权回到了家中，跟母亲和哥哥说起了外面的世界。母亲和哥哥不了解这些，但是让左权没想到的是，他们支持左权的一切决定。

于是，1923年，左权投笔从戎，奔赴广州，考入了黄埔军校。

在学校中，左权成绩十分优异，体能训练、军事能力测验、文学测验都名列前茅。

1925年，在陈赓的介绍下，左权认识了周总理，成为了共产党的一员。

同年2月，他便被党组织选派至黄埔军校，担任学生教导团的排、连长职务。在军校的严格训练下，他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

随后，他参与了讨伐陈炯明的战斗，率领部队英勇作战，屡立战功。同年7月，左权返回广州，被任命为程前攻鄂军卫队的连长。面对陈炯明的第2次东征，他冷静分析形势，精心策划战斗，最终成功挫败了敌人的进攻。左权的出色表现，使他赢得了党组织的高度认可和赞赏。

为了进一步提高军事素养和领导能力，党组织推荐左权前往苏联留学深造。1927年，他进入伏龙之军事学院学习，与我国的十大元帅之一刘伯承成为了同窗。在苏联的求学经历，使左权接触到了先进的军事理念和战术思想，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也为后来他写出《袭击战术》、《论军事思想的原理》、《埋伏战术》、《论坚持华北抗战》等40多篇军事著作奠定了基础，毛主席说他是真正将“洋面包”都消化了。

学成归来后，左权被任命为红新12军的军长。这支军队原本是红五军团十五军，是一支起义的部队。然而，在左权的领导下，这支部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通过严格的训练和整顿，使得军队战斗力迅速提升，纪律严明，成为了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从1932年6月起，左权在红军学校担任军事教官，以其深厚的军事理论和实战经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红军指战员。随后，他历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局局长以及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

然而，随着红军长征的开始，左权也遭遇了职业生涯的挫折。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红军在长征过程中遭受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在此期间，左权因为王明的错误而被摘去了军长的职务。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追求。在强渡大渡河的作战中，左权跟随先遣部队指挥作战。他通过多次佯攻，成功地吸引了敌方的大部分注意力，为红军主力通过泸定桥创造了有利条件。

最终，红军主力得以成功摆脱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保存了革命的火种。这一胜利，不仅展现了左权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也体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执着。

后来，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合作，在毛主席的举荐下，左权担任副参谋长，与日寇作战。

1938年，在太行山根据地，他指挥八路军全歼了日寇十个团；1940年，协助彭德怀指挥了“百团大战”，击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1941年“黄崖洞保卫战”更是以少胜多，以不到两百的伤亡人数，歼灭敌人1000多人，取得了敌我伤亡6：1的战绩，这种战绩是历史空前未之有也的辉煌战绩。

1942年5月，日伪军集结了3万余人，对太行根据地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扫荡和围剿。彭德怀和左权最终决定采取分散突围的方式，避开敌人的锋芒，寻找机会钻出合击圈，完成撤退任务。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作战计划泄露，在计划制定的第二天，日军就知道了他们的行动轨迹，直接用大炮和飞机阻断了撤退之路。

于是左权主动请缨，由自己带领小队断后，掩护连队和百姓迅速撤离。最终，彭德怀等人安全撤离，左权带领小队分毫不让，始终不让日军追上半步，拖住了日军进攻的脚步。在炮火的轰炸声中，左权被炮弹击中脑部，牺牲在了十字岭，当时的他年仅37岁。

左权牺牲的消息传出后，众人悲痛万分。1942年9月18日，经过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辽县正式改名为左权县。1946年，毛主席亲自批准在刚刚解放的河北邯郸，建立以左权墓和左权纪念馆为中心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这是对抗日英烈左权将军的最高纪念，也是对抗日斗争历史的深刻铭记。

1958年，由于中央做出了不得以领导人名为地名的指示，山西省政府决定将左权县除名，但这一决定却引发了民众的抗议，丁启明、席元华、曹振声等老红军也纷纷赴京，申请不要除名左权。

毛主席得知这件事后，说：“左权县的名字已经确定，并且，此后永远保留，不得更改。”从此，左权县的名字沿用至今。

左权的抗日精神和牺牲精神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今天的国家和民族有着重要意义。他的事迹激励着人们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我们应该时刻铭记左权等抗日英雄的牺牲和贡献，传承他们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